阅读让我体验丰富的生命，帮助我认识世界、触摸灵魂，我矢志不渝地爱上了文学。

上初一的时候，我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秘密：二哥留下的两本日记。日记的最后一页记录了他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夕的心情：“路途遥远，可惜行囊里的书太少，也许我可以跟同伴交换着读。没能建立起个人的藏书，是青春的遗憾。”

(资料图)

不过在一口红漆衣箱底层，我摸到了二哥留下的几本书，托尔斯泰的《哈泽·穆拉特》、巴尔扎克的《家族复仇》、柯切托夫的《叶尔绍夫兄弟》，尽管有些破旧，仍让我欣喜若狂。

那是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，多少个冷风凄雨的夜晚，一盏黄灯映照着惨绿的脸，家里可读的书所剩无几。精神饥渴引起的焦虑非常折磨人，所幸我很快在年级里建立起一个小圈子，可以交换余存的图书，记得有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粉饰的坟墓》《红岩》《多浪河边》《金星英雄》等等，我那本薄薄的《家族复仇》至少出借二十次，后来不知所终。

学校图书馆处于冰封状态，但有同学从气窗翻进去，弄出一两本翻译小说在同学间流传。偷书的同学对阅读并不感兴趣，他们以此为饵钓鱼，借一本书得给他一角钱，外国名著收费加倍。他们在弄堂口扎堆抽烟，对路过的女人品头论足，烧得是读书人的钱。

为了读书，我将吃早点的钱去支付借书的费用。整个上午我在饥肠辘辘中度过，最可怕的肚子里突然发出不雅之声，引得同学哄堂大笑。我还将家里的肉骨头、鸡毛、老酒瓶、鸡肫皮卖给废品回收站，换来三五天的阅读权。放学回家后我侧身坐在窗台上，不知不觉中晚霞燃烧起来，金色的霞光将我薄瘠的身体涂满，淮海公园方向传来嵩山消防队的悠扬号声，我为书中人的命运而忧伤。

后来我意识到，不能这样一直被小混混“剥削”下去，必须建立自己的藏书。我干脆向他们购买，五角钱可以买到一本，如果在他们烟瘾上来时，价格还可商量。有一次我“悬赏”五元钱让他们去库房寻找《基督山伯爵》，但他们只找到一本“卖相老好”的书——精装本《物种起源》，敲了我七角钱的竹杠。到初二时，我已经拥有三十多本图书了，从理论上说，与四五个同学交换，便可实现一百本的阅读量。

“九一三”事件后，各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，学校图书馆也解冻了，我每周都去借书。班里的铁哥们也用各自的借阅证帮我借书，满足我的贪欲。有一次我实在舍不得归还《鲁迅全集》第二卷，文富兄就帮我玩了把狸猫换太子，后来我将这“大部头”送给了回沪探亲的二哥。

等我积攒了一百来本图书后，就想建一个小小图书馆。这不是三分颜料开染坊吗？关键时刻妈妈将一具从老家绍兴带来的被头柜给我瞎弄，一剖为二，再买一张三夹板，洋钉胶水，猪血老粉，油漆一刷，两口书柜并肩登场。有些翻译小说已经破烂，封面也掉了，不知道作者是谁，我就用两层牛皮纸做一个封面，再用旧画报包得服服帖帖。我还专门跑到福州路，在一条弄堂口的摊头上偷学老师傅的图书修理技术。若干年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修理图书，以及在书脊上用美术字装饰的文章，发表在新民晚报“读书乐”。

同学们知道我有一个小小图书馆，走动更勤了，关系最铁的同学来，我就拿出三哥留在上海的美术资料让他们大饱眼福，里面有惊世骇俗的维纳斯。借出去的书最怕人家不还，更怕自己忘记，所以我专门做了借阅记录本，还刻了一方小印章，一个字：“还”。

阅读让我体验丰富的生命，帮助我认识世界、触摸灵魂，我矢志不渝地爱上了文学。考大学时我想报考图书馆专业，但最后一刻我听到了鲁迅先生的召唤。

这段经历也让我懂得了分享的原则，这大概也是公共图书馆的价值。乔迁新居后，有位朋友动员我向一家新建图书馆捐点旧书，我立马装了两大箱送过去。后来我还向多家图书馆捐过图书和手稿，以至于有人想收藏我的手稿，我连一张草稿都拿不出来了。（沈嘉禄）